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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显惠命运三部曲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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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载《新京报》 2010年5月19日 C12、C13版
https://www.bjnews.com.cn/detail/155143451614741.html
https://www.bjnews.com.cn/detail/155143451714743.html
记者 武云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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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显惠，作家，甘肃东乡人，1946年生于兰州。1965年赴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劳动，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就读，1975年于甘肃省农垦局酒泉农垦中学任教，1981年调往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工作。1988年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现居塘沽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夹边沟纪事》、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，并以后者获选本报书评周刊2007年度图书，亦曾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、中国小说学会奖等多种奖项。
许多地方有着隐秘而惨痛的历史，然而很少有像夹边沟这样的地方，沉淀了太多的亡魂，却因一位作家坚忍的写作而得以揭开面纱，昭告世人。做这件事的人叫杨显惠，他寻访了一百多位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，写出了《夹边沟记事》；他又找到了150多位定西地区经历饥荒的孤儿，写出了《定西孤儿院纪事》。如今，他的新作《甘南纪事》正在上海一家文学期刊连载。他说甘肃的故事一辈子都写不完，可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正在一个个死去，再不抓紧时间，就没有故事了。

亲历：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

我祖籍在甘肃东乡县，到我父亲那辈人已经来到兰州，我就是在兰州长大的。饥荒年代，城市里还算不错，基本能保证不饿死人。1960年前后我在上初中，每月口粮30斤，到高中时变成32斤。1970年赶上工农兵大学生第一届招生，我在甘肃师范大学念数学系，每月还有30块钱的工资。为什么学数学？名额就是数学系的，你要不想上，有的是人想上呢。
在师大有个农村来的同学，跟我同岁，后来当了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，我们俩去搞过两次“外调”——在快毕业的时候，学校就会收到有些地方寄来的举报信，说某某学生家庭有问题，有过什么历史污点之类的。因为当年工农兵学员都是推荐上大学，僧多粥少，肯定会有人认为推荐不公平。系党支部要核实这些举报信的情况，就派我和这个同学去基层调查，我们跑了两次，一次去武威，一次去定西。
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区，我同学家在定西的通渭县，1975年的那天，在县城里，他说我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你跟我回趟家吧。我们就往他家走，沿着山路到离县城很远的村里去。到了他家，我很吃惊，太穷了，连一间房都没有，就是拿土块垒的拱形窑洞。他们全家只有一床被子，当天晚上我和他还有他弟弟，三个人睡在炕上，合盖那一床被子。他母亲和衣睡在厨房里，他父亲吃过晚饭就出门了，我想可能是去亲戚家睡了吧。
这同学就给我讲，他家在1960年饥荒的时候拆掉了房子，木头都换了粮食吃。他亲生母亲当年饿死了，现在这个是他继母，他还有个妹妹也饿死了。没有食物，他就出去流浪了两三年，直到饥荒过去，十五年了，他家还是住在窑洞里，盖不起房子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在村里转悠，走到生产队的麦场上。他指着一堆麦秸说，昨晚他父亲就睡在这里。
然后走到一个院子门口，他说这里住着一个朋友，我们去看看。我见有只黄狗在地上卧着，就说你先过去，把这个狗抓住，不然狗认识你，不认识我，咬我怎么办。他说没关系，这狗不咬人。我看他说得肯定，就走过去。
经过那只狗旁边的时候，狗抬起头，看看我，又趴下了。
我们走进院子。他说：你知道那狗为啥不咬人？
我说：为啥？
他说：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。

往事：田间聊天遭遇夹边沟

那已经是1975年了。我估算一下，这个同学家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，也值不上我两个月的工资。他们吃的是人民公社，凭工分能分到一点粮食。你知道一个工分多少钱吗？一个人劳动一天，挣十个工分，换算下来等于两分钱。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粮食，用了多少柴火，会计都有记账的，到年底公社结算，你劳动挣的钱还不够吃掉的钱。
那两天给我印象太深了，所以1979年我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，就写上了这段见闻。那篇小说题目叫《陇上七月》，后来发表的时候，杂志编辑觉得“陇上”太刺眼，一看就是写甘肃的，就给改成了《七月里》。
但是此后，我一生都在写甘肃。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，可是二十几年来我从没写过天津，我没有思考过现在的城市生活，觉得光是写甘肃，写农村，写历史，这辈子可能都写不完。到农村去，贫困是明摆着的事实，但在学校里我们不知道。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闹饥荒，饿死人了，没想到直到1975年他们仍然吃不饱。2003年我重返定西调查孤儿院的情况，问过那里的老人，什么时候才吃饱肚子了？老人们说，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。头一年承包了还不行，因为土地在集体经营时代已经贫瘠至极，要经过一两年的农民自主耕作，粮食才能打下多一点。
师大毕业以后，我又回到农场当教员，有一回带着学生去劳动，碰到好几年没见面的农场场长。我们在田间地头聊天，他就给我讲起了夹边沟。
夹边沟在酒泉境内，沙漠边上，最初这里建立农场，是因为有一小片盐碱地，开荒出来的话能养活四百人。咱们国家解放后关押了很多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旧职员，罪行严重的枪毙了，罪行轻的就判刑。到上世纪50年代有些人刑满释放，不能让他们到城市去，怎么安置呢？就成立了一些“就业农场”，夹边沟是其中之一。
只能养活四百人的盐碱地，来了三千多右派，于是很快就缺粮。对外告急没有用，全国都在闹饥荒。那时候劳教其实比坐监狱还惨，监狱有国家调拨的囚粮，劳教农场只能自己种粮，种不出来，就得饿死。
后来我多次到夹边沟实地探访，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，确实超乎想象。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，没有任何办法取暖，人们住在“地窝子”里。我当知青时也住过这种地窝子，就是地下挖个坑，拿大圆木架在坑上做梁，再找点草盖上，人就睡在坑里。1959年夹边沟农场的人均粮食定量，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，到1960年降到15斤。长期吃这么少，劳动强度却很大，谁也耗不起。

追问：他们为什么不逃走

人在饿到不行的时候，不会逃跑吗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：一是社会控制严密。现在我们有身份证就可以到处跑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你到哪都会碰到查户口的，要是没有单位介绍信，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，连旅馆都不给你住，饭店都不卖饭给你。其二，右派们很多都是国家干部，他们的想法是，我跟着党走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犯了错误，在农场里好好改造，几年后释放回家，还能找个工作，重新做人。不能为了逃避现在的困难，变成失去身份的人，一辈子流浪。
况且，就算真想跑，你也未必跑得出去。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吧：定西地区通渭县和邻县交界的路上，当年设有一个哨卡，几个民兵守着。一天来了一家人，是夫妻俩带着几个孩子，说饿得不行了，想到邻县去。民兵们就给拦住了，说你们回家去，并且派一个民兵押送这家人回去，我们暂且叫他民兵甲。哨卡上有食堂，民兵甲就用口袋装了几个馒头背在身上，准备把这家人送回去，再把馒头给他们。
一行人就这样上路了。过了两三个小时，民兵甲回来了，馒头还背在身上。别的民兵就问他：怎么这么快？
唉，走到一个山梁上，他们说没力气，坐下歇会儿，说什么也不走了。我没办法，就回来了。
那你怎么不给他们馒头呢？走不动了就吃馒头嘛。
哎呀，我忘了。民兵甲说。
这件事是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兵后来讲给我的，就叫民兵乙吧。过了两天，民兵乙走这条路去办事，就看见那一家人还坐在山梁上———他们坐下去就没起来，大人孩子好几口，全都饿死了。
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断的年代，有饿死的，也有撑死的。夹边沟有个右派，趁麦收时到地里偷吃生麦子，吃完还喝了开水，结果到晚上，麦子在他肚里发酵胀大。他翻滚号叫了一夜，还是死掉了。第二天，管教干部召开批判大会，指着他的尸体说：“这种人不服改造，挖社会主义墙脚，现在自取灭亡！”这个右派的老婆就在现场，都不敢哭出声来。
夹边沟，地名，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。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，总面积4.7万平方公里。夹边沟曾经有一个劳改农场，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饥荒年代，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。

调查：那个苦难的年代

我再讲个故事。有个生产队，队长是从外村派来的。当大家饥饿的时候，知道队里仓库还有一点粮食，村民们就跟队长说，大伙儿饿得不行了，你把粮食分点，给大家吃。队长说不行。村民们想来想去，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分了，怎么分呢，就决定把队长打死。
有一天队长从村外回来，路过生产队的羊圈。几个村民就在羊圈里待着，有人出来喊队长，说你进来一下，我们有点事跟你说。那时候队长已经觉得村民们对他不太友善了，所以走到哪手里都提着一根铁棍。队长就进了羊圈，但是他警惕性还是不高，对方好几个人呢。队长和他们讲话的时候，背后就有一个青年，拿根绳子突然套住队长脖子，然后一使劲，把队长扛起来，就勒死了。
那天下着雪，羊圈后面山谷里有个水冲下去的深坑，我们西北人把这种地方叫“窟泉”。几个村民就把队长的尸体扔进了窟泉，然后把羊赶出来，在附近乱踩一通，破坏现场。可是公社里本来通知这个队长第二天去开会，队长没去，公社就派人来找。雪地里有队长留下的脚印，到羊圈附近就变得乱七八糟，杂乱的痕迹一直到窟泉边上。最后，队长的铁棍找到了，继而窟泉里的尸体也被发现。那几个村民就承认打死了人，粮食也分掉了。
省里的工作组下来，要抓人判刑。可是抓谁？最后就抓了用绳子勒队长的那个青年。抓走还没判刑呢，青年就饿死在监狱里。
那时候每个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，有的不叫孤儿院，叫幼儿园。很多家庭，父母饿死了，剩下孩子，听说孤儿院管饭吃，大点的孩子就自己跑去，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给送去。可是孤儿院也吃不饱，孩子们还是大量死掉。有些孩子平时吃惯了草籽、树皮，突然到孤儿院里吃上了白面，肠胃适应不了，上吐下泻，也就死掉了。很多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，坐着坐着就倒下去。
我在农场当教员的时候，就听说附近还有个饮马农场，那里有个连队，都是从定西地区来的孤儿，是农场到定西孤儿院招的农工。2003年我写完夹边沟，准备写定西孤儿的故事，就到饮马农场去寻找，认识了一个当年的孤儿。他给我讲，他们那个大家庭五十几口人，1960年以后剩下11口。这个人同意给我带路，连续三年时间，我访问了150多个定西孤儿。他们如今大部分都是农民，依然贫穷，有些是国家安排工作，当了工人，现在也处于下岗状态。
右派群体现在的状况也差不多，我调查到的一百多人，也就十个左右属于上层右派，原本是县级干部，摘帽以后还回去当干部。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学教师之类的普通职员，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资三四十块钱，或者高一点到五六十块钱，1978年以后给他们恢复工作，还是每月几十块钱。他们的人生，有20年时间在农场度过，恢复原工作干不到三五年，也就该退休了。等到改革开放，全国人民的工资都上涨，咱们挣两三千的时候，他们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块钱。
现在夹边沟渐渐变成了公共话题，很多书也陆续出来。我觉得，如果以后还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话，夹边沟问题的余地还很大。但是要抓紧时间了，十几年前我开始调查的时候，估计幸存者应该有二百多人，现在活着的还有没有一百人，我不知道。再过些年，可能他们去世的会更多。没有亲历者在世，就再不会有故事，夹边沟就要变成纯粹的学术问题了。

变化：正在消失的传统

至于我自己，我现在不写饥荒了，作家不能总是重复自己。我正在《上海文学》连载《甘南纪事》系列，写的是甘南藏区牧民生活，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，和现代化前进的脚步。甘肃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环境差异非常大，甘南很美，山青水秀，民风淳朴。
这几年我总是跑甘南，和藏民一起生活。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，比如吃饭，除了传统的蕨麻米饭、青稞炒面、酥油奶茶之类，他们也开始吃汉族人的馒头、烙饼、面条。服饰方面，他们平时也都是夹克西装。传统的习惯慢慢淡化，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着民族的特性，在社会转型期，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状态。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，动了刀子，打死一个。他们不会立刻报警，藏民的处理方式是，首先由双方家族出面，寺院管理委员会主持谈判，谈出一个赔偿的命价，比如20万块钱。两家人协商同意的话，就不去法院了，赔钱了事。可是有时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让，法院觉得你杀人了难道法律管不着你？就去把人抓掉。
去年我写了个短篇小说《恩贝》，讲的就是这种故事。两个男人因为偷牛的事情打起来，打死一个，活着的被抓起来，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，说我家给你家赔命价，你们去公安局说说，让他们放人吧。结果公安局不听，把杀人的判了个死缓，死者家就没拿到赔款。
过了十多年，死缓改有期，表现好再减刑，杀人的这个男的就获释了。听说仇人释放回来了，死者的遗孀就把三个儿子叫来，她这三个儿子最大的二十多岁，小的也有十八九岁。这女人就说，你们的杀父仇人放出来了，你们现在都成人了，知道该怎么干吗？
三个儿子回答：知道。
过了些日子，附近寺院有个法事活动，这弟兄三人觉得他们的仇人会去参加。那人果然去了。等活动结束，在偏僻的路上，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。
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
那人已经很老了，看了一会儿面前的三个小伙子，说，不知道。
是你杀了我们的父亲。
哦，老人明白了，说，好吧。
这三兄弟，老二老三拧住老人的胳膊，老大掏出刀子来划了一下，老人的脖子就断了。

然后他们就去投案。老大被枪毙，老二判八年，老三判五年。一切都结束后，村里人就说那个妇女：你早该知道，在儿子们面前不要讲过去的事情，你非讲，现在你的儿子一个毙掉了，两个判刑了，你高兴啦？

我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，只是虚构了地点和人名。那个孤独的女人回答说：

这不是我高兴不高兴的事，儿子长大了，就要活得像个男子汉。